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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华艺术博物馆看中日“镜”缘

来源:2019-07-09 16:49:12华夏凤凰艺术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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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在清华艺术博物馆看日本和镜与中国文化的渊源 

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,繁荣于两汉,辉煌于隋唐,宋代以后在总体上却是一种江河日下的状态;日本铜镜自平安时期起,逐步发展,在几百年中款式丰富、争奇斗艳。中日铜镜文化的这两个转折点恰好有所重叠,颇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之感,这在东亚文化之兴衰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。

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108周年华诞之际,2019年4月21日,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将迎来“扶桑止水——王纲怀捐赠和镜展”,试图通过此展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,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。

清华大学1958级学长王纲怀先生,先后向母校捐赠铜镜274面(包括101面日本和镜),现已成为清华艺博馆的重要馆藏。而此次展览则是从王纲怀捐赠的101面和镜里,精选了74面展出。

王纲怀

王纲怀于 1941 年出生于上海,渊源的家学,长辈们挥毫洒墨、热衷集邮收藏的“文艺日常”,让他从小就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此前,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曾告诉澎湃新闻,“王纲怀先生是我们1958级的老学长,给排水专业,建工系的学生,但是十分热爱古代文化和文物,所以自己搞铜镜收藏近30年,是以业余的身份变成了一位铜镜研究的专家,到目前为止,他一人就出版了十九本关于铜镜的图书,成为被广为认可的研究型收藏家。清华大学的铜镜常设展就是基于他的捐赠来策划的,用112面铜镜来串起中国铜镜的发展历史。”

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铜镜展厅

而此次和镜展则是为了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,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。

《瑞花双凤纹八菱镜》,11至12世纪

平安时代(公元794~1184年)是扶桑文化开始和式化时期,瑞花双凤纹与瑞花鸳鸯纹的八菱镜逐渐流行。日本学者久保智康在《中世纪前期的铜镜之作》中曾谈到“弥生时代(约公元前3世纪~公元3世纪)以来,中国铜镜开始传入日本,在模仿中国铜镜的过程中,和镜开始逐渐诞生。奈良时代(公元710~793年),中国唐代的铜镜被舶载到日本,日本仿造的同型镜(被统称为唐式镜)在日本列岛各地得到广泛使用。进入平安时期(公元794~1184年),凤凰纹(中国称为双鸾纹)和唐草纹,以及八菱镜等镜形首先被选择于铜镜的制作。”

《巨鳌背负蓬莱山纹镜》,17世纪,镜铭:天下一因幡守

《巨鳌背负蓬莱山纹镜》镜盒

日本和镜在吸收与消化中国的汉、唐文化后,有了自己的长足发展,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过渡,在江户时期,已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:改圆钮为有柄,标注工匠姓名,铸制渐趋精良,纹饰典雅丰富,镜铭大字精美。和镜是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化宝藏,其纹饰蕴涵丰富,包罗万象。和镜文化包括了人文理念、风土民情、工匠纪年等诸多学术内容,又涉及到中日交往、文化传承等与日本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。

《龟钮蓬莱纹镜》,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

《龟钮蓬莱纹镜》局部

《高砂铭蓬莱纹柄镜》,18世纪中期,镜铭:高砂 西村豊后掾藤原政重

在中日文化交流中,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铜镜交流史。当我国铜镜经历了先秦、汉、唐三个高峰之后,自唐末至北宋,中国铜镜逐渐走向衰落,南宋至清,以实用为主的素面镜成为主流。而日本自平安后期形成独具民族风格的和镜,经镰仓、室町时代的发展,至江户时代,已经取代中国,成为东方铜镜文化的主导。

《高砂翁媪纹柄镜》,18世纪中后期,镜铭:藤原光长

《桔徽貘纹柄镜》,18世纪中后期,镜铭:藤原光长

《桔徽貘纹柄镜》局部

此镜中的貘满身火焰,增添了神秘感。室町时期以前主要是用貘形枕头,或是在枕头上绣以貘的图案,直到室町之后才在镜纹中出现。

德川家康时期的江户前期,日本幕府积极运作,试图恢复同明朝的官方贸易,并鼓励民间通商。当时和镜的总体质量超过中国,中国铜镜进入衰落期,于是文明传递轨迹发生微妙变化,精美的和镜随着贸易传入中国,立即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舶来品。

《伊势海老纹柄镜》,18世纪中后期,镜铭:藤原光政

伊势(伊州,今三重县),东侧的伊势湾内盛产虾, “海老”即日语中之虾,铜镜中海浪翻滚,在朵朵浪花中,一只身形硕大的海虾扭转身体,尖嘴长须,好似弯腰老者,喻意为长寿。铜镜上方有月纹、云纹、松纹,松树等纹饰,亦象征长寿,故此镜有可能是祝寿所用的礼品。

《南天纹柄镜》,18世纪后期,镜铭:天下一山际近江守

南天,又称天竹,天竺,南天竹,南天竺。日本的南天根据表皮色泽的不同,分为白南天和红南天(亦称黄南天)两种。民间传说中,南天可以排除灾难、驱赶恶运,一直是日本庭院种植的重要品种。多数人认为,铜镜和南天都有驱灾祈祥的功能,将南天纹饰作为铜镜图案,能保家宅平安。江户时代(公元1603~1867年)中后期,南天作为一种单独的植物纹样成为和镜主纹饰,并被广泛采用。

在若干蓬莱纹镜中,南天亦成为仙境的组成部分。日本和镜中的这种纹饰构思,似将《本草纲目》中南天的现实功效与蓬莱仙境中的“不死之药”联系在一起。与南天同样“命运”的还有“桔”、“菊”两种植物,它们都能治疗某些疾病,起着健身作用,在受到日本先民重视的同时,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。

江户中期的元禄时期以后,日本政府对海上贸易进行了限制,造成和镜输入量的锐减。中国的制镜作坊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需要,在东南沿海的漳州、湖州等地开始复制与仿制和镜,有的铜镜是日式图案、日式镜铭;有的铜镜是使用日式图样又增加了中国制镜作坊的名款等。

《富士山松原纹柄镜》,18世纪中后期,镜铭:藤原光长作

富士山风景优美,自古以来,就是日本诗歌、文学、绘画的主题,大字镜铭中可常见的“富司”即为富士山。江户时代(公元1603~1867年)前期的和镜仅见孤立的富士山,缺少艺术魅力。江户时代(公元1603~1867年)中期的和镜加上了富士山周边的风景以后,受到大众的喜爱;松原,即松树形成的松树林。日本有许多由茂密的松树林组成的风景名胜。在日本文学中,松树是秋天的季语,认为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郁郁葱葱的松原,是顺应大自然,与大自然共生的群的力量。

《摩尼宝珠纹柄镜》,18世纪中期,镜铭:西村豊后掾藤原政重

《摩尼宝珠纹柄镜》镜盒

《摩尼宝珠纹柄镜》镜覆

摩尼:据《佛学大辞典》释义:摩尼(物名)mani,又作末尼,译:珠、宝、离垢、如意。珠之总名。摩尼宝珠由火焰和宝珠组成,故在日本称火焰宝珠或火炎宝珠。在摩尼宝珠周围是向上燃烧的红色火焰,将宝珠围住,下为座。相传摩尼宝珠能放射万丈光芒,普照须弥山四大部洲的所有众生,能解除他们的贫困和痛苦。

根据镜盒、镜覆可知,此镜制作完成后,几乎未经实际使用,较好地保存了原貌。镜盒内的镜覆有浮世绘风格。“浮世”源自佛教用语,本意指人的生死轮回等人间世事,后指现世和世俗。日本浮世绘是以江户时代(公元1603~1867年)的市民阶层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风俗画。此“镜覆”题材属“美人绘”,女子形象富于韵味,面容平静,用色雅致。此镜覆既不是版画,也不是手绘,而是主要用布料制成,辅以绘画。

此镜盒表面有双蝶纹样,此纹样应为日本的家族族徽纹章。族徽多为表示祥瑞的动植物图案。日本的“平” 氏的家纹即为蝶纹。族徽是血统出身的标志,可以说是“画成图案的姓氏”

日本和镜虽是日本文化的“沧海一粟”,却折射了日本文化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。

展览“扶桑止水——王纲怀捐赠和镜展”将于2019年4月21日至2020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。

延伸阅读:

王纲怀与铜镜的不解之缘

王纲怀1941 年出生于上海,渊源的家学,长辈们挥毫洒墨、热衷集邮收藏的“文艺日常”,让他从小就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在寻到铜镜这个“挚爱”之前,王纲怀尝试过集邮,后来又关注过古钱币。他不仅是上海集邮协会的创始会员,而且在古钱币收藏方面也颇有名气,《中国货币大系》一书中就刊有他的不少藏品。但在偶然遇见铜镜后,这一切就都成了“旧爱”。

那是 1992 年,在上海古玩市场。王纲怀在转悠时,无意间看到了一块铜镜残片,因为之前在古钱币收藏中对书法颇有兴趣,所以他毫不费力地辨认出,铜镜铭文正是汉碑字体。“汉碑,练书法的人那是要跪下来顶礼膜拜的。”时隔多年,回忆起当初的“邂逅”,王纲怀先生仍是忍不住地兴奋,“太好了”,他自嘲自己“从此走上不归路”。

王纲怀先生在《必忠必信——王纲怀捐赠铜镜展》开幕式上致辞

铜镜里有历史密码,铜镜里有宇宙天道,铜镜里有时光痕迹,铜镜里有绝美文化。不独铭文,铜镜的造型、工艺、图案、纹饰等,都成了王纲怀想要穷尽研究的内容。在他眼里,铜镜是“理性认知和浪漫思维的完美结合”。

“新兴辟雍建明堂,单于举土列侯王,将军大尹民户行,八子九孙治中央,常服此镜寿命长。”以铭证史,通过这面新兴铭四灵博局镜,王纲怀在中国文物上两次(2008年 6月 25日、12月 17日)考证了西汉末年的那段历史。

《必忠必信铭草叶镜》,西汉中期

“镜铭文字中,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齐全,与石碑、简牍、帛书的书法艺术相比,镜铭文字毫不逊色。”一面西汉景帝时期之鸟虫篆铭彩绘镜中的鸟虫篆书体铭文,标注了铜镜铭文史的光辉起点,也开启了王纲怀“中国书法史”的求索之路。

《鸟虫篆铭彩绘镜》,西汉早期

“佛”字竟赫然出现在铜镜铭文中!在一面三国吴佛字铭佛像镜残片中,王纲怀极力寻找着佛教与中国文化融通的更多惊喜。研究文章被《中国文物报》分成 4 次连载,台北《大观》杂志(第51期)亦有转载,后又收录在清华大学课题《汉镜文化研究》(第 3章第 6篇)之中。

《佛字铭佛像镜(残)》, 三国吴

“唐尺一尺一寸(33.6厘米)的唐代双鹦鹉镜,日本正仓院有一面,我亦收藏有一面。”单就一幅双鹦鹉的铜镜图案,王纲怀都能脑补出不少的戏份,在为唐明皇与杨贵妃设计剧情时,还不忘吟诵白居易名句“在天愿做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当作旁白来渲染气氛。

王纲怀先生醉心于铜镜收藏和研究,主要是这个世纪的事情。2000 年元旦,先后担任过上海联合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、上海建筑艺术中心主任等职的王纲怀正式退休,人生进入另一个新阶段。为了庆祝自己的“完全自由”,正式退休前一天的那个晚上,他专门跑到黄浦江边观看迎接新世纪的礼花、鞭炮。

1964 年,自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,王纲怀先在电子部工作。1978 年后的职业生涯基本都在上海度过,他曾任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,积极地投身到上海环境保护大课题。

退休前那天晚上,在黄浦江边别具一格的告别仪式,是对澎湃过去的告别,也是对过去的那个“我”的告别。成就也好,遗憾也罢,都要轻轻放下了。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,王纲怀先生的心情想必也是难言的复杂吧。但不管怎样,他放下了。如果非要找一样他没放下的,那大概就是一股子清华人的劲儿。“清华人少做二流的事”,以前为工作,现在嘛,只为铜镜。

2001年开始建造他的铜镜王国,2004 年载誉不少的《三槐堂藏镜》就已经在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。十几年下来,王纲怀先生出版的铜镜专著竟有 22 本之多(有 3本正在出版之中),他发表的铜镜论文有上百篇之多。这样的速度背后,是他不一般的拼劲儿。《三槐堂藏镜》一书封面的铜镜里,就藏着这样一个故事。

那是 1994 年的秋天,王纲怀先生北上西安去“寻宝”。走在古城的一个巷子里,脚步虽然放得很慢,但他的眼睛却没有在两边的古玩店橱窗上停止过扫瞄,并调动自己大脑内部的一整套识别系统,快速作出鉴定和判断。它!就是它!如获至宝的王纲怀在一个柜台前停下脚步,快速作出“拿下”的决定。

王纲怀讲解铜镜

然而,显得尴尬的是,身上的钱不够。王纲怀交出身上所有的钱后,脱下身穿的西服想要抵一部分钱款。观察到卖家依旧没有要松动的意思,豁出去的王纲怀甚至脱下自己脚上的皮鞋,一并递给卖家,绅士不绅士的也无所谓了,生怕手脚慢了,卖家临时改变主意。

或许是被王纲怀的诚意所打动,店主虽有几分无奈,那面西汉武帝时期汉尺 8 寸的十六字草叶纹镜,最终还是如愿被王纲怀收入囊中。“好的东西,一放手可能就是永远错过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
一失便是永失,每次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王纲怀先生年近耄耋,在他的铜镜情缘背后,或多或少掺进了一些对生命的体悟。一面两面、十面八面、八十面一百面……一面面铜镜像一位位年久未见的老朋友,在他的召唤下慢慢都集合到了一起。


THE 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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